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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未来新方向座谈会

2011-03-05

出席者:林清如(怡和轩主席)、王如明(怡和轩副主席)、李志贤(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学光(星雅集团主席)、朱添寿(南洋艺术学院院长)、李文龙(怡和轩名誉主席)、赖涯桥(横河自控化系统亚洲有限公司总裁)、柯木林(宗乡总会研究与出版主任)、谢声远(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董事)、陈立发(科艺私人有限公司总裁)、韩山元(先贤馆副馆长)、李叶明(随笔南洋主编)
日期:       2011年3月5日  上午10点至12点
主席:       陆绵坤、许福吉
记录:       苏笛

2011年3月5日,应怡和轩文化组邀请,李志贤、吴学光、朱添寿、李文龙、赖涯桥、王如明、谢声远、韩山元、李叶明、柯木林等十几位来自企业、教育、文化各界人士相聚怡和轩二楼会议厅,召开一场题为“华社未来新方向”的座谈会。

座谈会旨在回顾新加坡华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探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华社如何完善自身机制、推进改革,在新加坡跨世纪腾飞中再担重任等大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由怡和轩文化组组长、《怡和世纪》总编辑、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和《怡和世纪》总编辑陆锦坤先生共同主持,与会者或宏观着眼,提出掷地有声的见解,或以史为鉴,就实际问题展开剖析,举一反三。许福吉和陆锦坤两位座谈会主持人分别介绍了与会来宾,交代了座谈会的缘起,并以精彩的承接及总结贯穿全场始终,两个小时的讨论气氛热烈,又不乏轻松愉快。

林清如

30年前,新加坡华社经历几个深具意义的转变。首先,传统华文中学不复存在,但出现了九所特选中学。接着,南洋大学并入国立大学,两家华文报也合并为一。那时新加坡已经独立25年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国民意识的培养及塑造,显然成为令人更为关注的问题。人们开始讨论华社的未来,华人社团的存在如何影响国民意识的认同?最后,宗乡总会宣告成立,接着,大家开始谈,谈来谈去,谈了25年,不外就是会馆要打开门户、吸收年轻人、与发展传统文化这三面旗帜。

今天在座的多是参与华社活动的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吧,我在想,是否换个角度,是否提高讨论的层次,比如说,开辟新思维,为华社的未来寻求一种理论的基础。

总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强调华社这个概念?新加坡人口70%以上是华人,我们讲华社,到底相对什么而言?我们也常讲新加坡社会,华人社会与新加坡社会的关系又如何?各自如何定位?我想总应该有一个大方向,华社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共同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力量!

李志贤

我非常赞同林主席所提出的宏观思考方向,这不仅是一个新方向,也是一个美好愿景。然而,任何理想或者愿景的实现,都存在着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具体运作困难。权威时代的消失,使会馆的章程及制度化成为不可缺少的立身之本。没有可行、可信、可操作的典章制度,问题根本无法避免。这不仅会造成无谓的内耗,更使得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望而却步。进入华社,我自觉是源于自身对于推动文化发展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有时却被一种更深无力感所困扰。我认同华社的功能及存在的必要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华社必定也必然存在。然而,如何使这种存在成为一种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达成各种美好的大目标,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透明的选举制度很有必要。只有这样,真正有为并想为的人才会更有信心参与华社,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坚实力量。其次,华人社会讲的是人情,人情在生活中的确重要。但是,在华社尤其是华团的具体运作上,过分的讲究人情,会导致规则章程的实施障碍。以会员出版物为例,如果通过制度化来考核出版物的水平,合理运用会馆资源,限定不必要或者水平一般的出版物,自然就会招来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不满。李资政和蔡天宝先生关注到的也是运作的问题,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实际,是当务之急。另外,对于前不久提到的会馆的整合,其实可以积极地来看。会馆的整合,绝对不是消极的并购与剥夺,是为了更长足地发展与进步。毕竟,停下来整理了行囊,轻装前进,才会得更远。我认为,整合可以从大会馆开始,大会馆资源丰富,有良好的前提条件。等到大会馆做出了一定成绩后,小会馆自然就不会忧虑了。

朱添寿

在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里,我认为只要是华人,就应该定义为华社的一员。然而,因为新加坡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造成现在新一代人,心理上并不以华人自居,而是以新加坡人自居。对他们来说,不懂华文不讲华语基本上不影响生活,甚至可能讲英文的生活状态更好些。所有的节日传承都已经如圣诞节一样完全商业化了。年轻人根本接触不到文化的底层内涵。无论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大家似乎都在庆祝着节日,却还有多少人会联想到屈原或者中华文化里那些关于中秋月圆人更圆的动人诗篇呢。

基于这种实际情况,我认为,在新加坡,以血缘及地缘为主的文化传承应该是各个会馆努力的方向。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华人,即使他生活在这个现代的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最终无法泯灭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对地缘和血缘的归属感,正如同绿叶与根。所以,各个会馆应尽自己的力量,努力传承文化。政府的政策是宏观的,会馆则应着重自己的一部分。做好自己的一部分之关键,在于一个领导人,只要他不是以自己为先,不以私利为主,就一定会向社会展示出华社存在的必要性。

李文龙

定义华社,可以分三个历史阶段。殖民地时期,华社是在社会上的力量很弱小的一个社群。当时,一部分在各个领域获得成功后的华人社群领导者,认为应该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并且做为从中国来的移民,他们自觉地认为有这个义务做为一个血缘或者地缘的领导者。但这个时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是薄弱的。新加坡独立后,更多华人南迁新加坡。很多的社会团体都来谈保护华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这个时期,虽然华社政治影响力小,但社会影响力大,因为我们是很大的社会板块。很多的领袖出钱出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为 Chinese community (华社)的一员,人家总是把我们当成一个很敏感的族群。当我们想去争取利益的时候,往往被扣上骚乱分子等帽子。当时所谓的华人社群都是受华文教育的人,而因为华社没有政治力量,华社影响力很小。第三个阶段,中国崛起,在世界地位提高,情况大不同了,很多原本只讲英文的人,突然讲了一口不错的华文。

这是华社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记得当年领导李氏总会时,我也面对了如何更新的问题,并提出了新方向,新生命的概念,希望将社团平台扩展,突破血缘和地缘,使大家对整个华社产生共鸣,以在华社之间产生更大的凝聚。我觉得,是时候谈谈华社如何在社会甚至政治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了。华社力量的展示其实是可以温和的展示。还有就是如何更新培养新的领导者。领导层不能断层,选拔新人应该凭能力凭本事。有了好的领导者,华社是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产生更大的做为的。一个社会,只有精神上的力量和价值观铸成了,才能长治久安。新加坡应该把先贤的贡献永记史册,并以此时刻提醒着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赖涯桥

首先,我想探讨以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会馆是不是行得通?企业面对的是市场,财政年度也有具体的量化分析和分解目标。刚才大家都谈到了过去。我认为,在华社发展的初期,社团均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就是所说的精神,并因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后来,华社也办学校,华人争取公民权等等。随着历史的尘烟荡尽,这些都已经被社会整体进化转型,已经被大政府取代了。但是,我始终觉得历史是可以改写的。以语言为例,虽然很多人认为英文是生存语言,主导着文化。我却不完全同意。在日本,社会进步和寻求社会发展的靠的不是英文,而是有着汉字假名的日语。对于新加坡,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发挥华社的资源优势,善用人才,通过一个合适的媒介体,如出版物或者电影,使华文触及生活中的各个视角,使大家有机会耳濡目染,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接触华文。我们也可以考虑如何建立起这样一个去处,有着如岳麓书院一样浓郁的文化气息,使新加坡人有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休憩,可以思考,可以追溯自己的根源。

吴学光

我常常迷惑或者说陷入思考的问题:新加坡,一个仅有600万人口的小国,以英文为媒介,是否能寻求到一条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似乎很多人都认定,正因为选择了英文,新加坡才能有今日的繁荣。但是,这到底是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济呢?文化的重点不在于种类的选择,而在于你是否根植其中。根深才能叶茂,无论是哪种文化,深入的了解才能达其精髓所在。试问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对哪一种文化的了解有深刻的体会呢?如果不能思考文化的真谛,无法发掘文化的内涵,仅限于初浅的工作语言及文字,以及应用层面的狭隘了解,不仅根基不牢,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自然也在其中。目前的新加坡,华社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切实地推进自己的文化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年龄都不小了,时不我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为这块文化堡垒而努力?说到华社新方向,我认为表面的工作不是重点,如何提升国民对文化的认识,才是重中之重。在保留文化的基础上,华社很有必要制定出全面、缜密、清晰、具体的工作方向,有操作性和全局观念。从本质上而言,这一切与中国崛起或者英国式微无关,这是社会走向更高境界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上层建筑。至于如何提高文化意识,巩固文化基础,则需要社会贤达的深入思考。

柯木林

“孔家店”屡打不倒,是因为孔子哲学愈久弥新;孙子兵法千年不败,是因为其中饱含着智慧。华社的存在,则是因为一种精神。什么精神?排难解困,扶助弱小,服务社会,办医院,办学校等等。这种精神现在还在。只要精神不朽,华社就永远存在,这就是华社存在的价值。如果从面对挑战的角度来说,从历史上看,华社一路来起起落落,风风雨雨,面对了无数挑战。但是,无论社会基础如何变化,只要华社的精神在,而这种精神在大家共识里是好的,就有存在的价值。

就会馆的发展而言,我曾经提出过三重五化,三重即重新定位,重新调整,重新开拓。五化即观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组织年轻化,活动多元化,体制制度化。这是因为,华人会馆活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配合新的需求,各会馆需要有一套新的文化策略,作为今后活动的指导原则。同时,会馆也应该积极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结合会馆自身特征及条件,完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思路,使会馆的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韩山元

首先,华社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寻找一个新方向势在必行。一个华人社会的存在必定要有三大支柱:华人社团,华文和华文报章。很显然地,有的支柱已经倾斜了。我认为,思索下一步的支柱的同时,也应加强巩固现有的支柱。那么,哪些功能可以加强呢?简而言之有三点:努力在新移民中发掘争取新会员;继续发传统的奖助学金;协助解决老人问题。以我们海南会馆为例,乐善居老人之家,是我们实实在在投入去做的,可以说我们做的很好。

其次,关于加强华文和华语的使用问题。现在我们会馆开会需要讲英语,海南话和华语。讲着讲着,就全部讲英语了。因为吸收的年轻会员,很多都是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事业上很有成就,讲华语却相当困难。这也证明了双语教育并非有多么成功。华人不能用华文,还是华社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展开讨论。但我觉得,失去华语,我们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载体。

此外,以现代企业管理会馆的设想,应该小心使用,否则很容易导致价值观的错位。社团靠的是传统的人际关系,若换成市场规律,是不是谁有钱谁的声音就更大呢?如果会员对会馆事务的投入及彼此间的交往也从商业利益和实用价值考量,将会引发更大的价值观失衡。从威权时代进入制度化时代,没有完善的制度跟进,始终无法进入根本的制度化。在过去,没有人挑战权威。章程不完善,问权威就好了。现在,权威不在了,制度化又不如人意,我想所有的会馆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华人社团的愿景可以是无限美好,倘若不进入制度化,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谢声远

多年前,我曾协助过福州会馆的八邑同乡会办刊,算是较近距离地对华社活动有一些了解。当时,我们请了一批画家,还有非常知名的臧克家先生和周哲文先生。那一次给我的体会是,大家的合作非常愉快,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出版物做好。当然,我并没有深入地微观地了解会馆的日常运作。其实,正所谓没有问题就没有发展,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对待,那就是带着问题工作,带着问题生活,带着问题前进。看会馆的现状和未来,我觉得可以把愿景当作心底里的一个奔头,怀着使命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如果只关注微观问题,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一个消极或者负面情绪里。关注小事,却不沉湎于其中,着眼大局,各会馆之间应该多一些沟通,多一些层次高的交流,以达到思想上及文化上的彼此关注与认同。只有大方向统一了,理论架构才更加具体坚实,行动上也就更具方向感。

王如明

华人的社团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就认同而言,华社最初的认同是对中国的认同,之后华社的认同有了改变,转变成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华人团体除了发扬自己的文化,办教育,解困济贫等等外,还渐渐培养完善了自身的使命感,先后应大时代的号召,仗义执言领导了如1954年反对林德宪制;反对立法院仅用英语,应采用多种语言;1957年成功地为华族社群争取到了数十万人的公民权;领导全民维护华文教育运动导致由陈六使领导福建会馆倡办南洋大学建立的全民运动。

但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局势逐渐稳定,很多事项渐由当局主导统筹,华社的活动范围也渐局限于文化传承,济贫解困范围。

在这同时,华社社团也渐老化,在章程管理接班等方面也应该加以注意与改善。

18世纪至二战前华社社团是由少数土生华人与占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移民及其后代所组成,他们都是以本身母语(各类方言或普通话)为家庭用语。据估计我国华族社群的家庭约有30%目前已以英语为家庭用语。

自1987年我国的教育政策,英语为第一语文,华文仅为教育制度中语文中的一项课目,既第二语文,华文教育已变成华文教学。

今后华社社团将思考中华文化与语言在我国的应有的地位,它也将面对着在华社中的上述的三社群如何互动融合的课题。

华社也面对新陈代谢,新章程制定,新管理制度,接班人年青化,以及定位与使命的课题。

另一方面,也应考量如何与世界各地华社联系发扬传承中华文化与语言。

华社社团应该是体制外而不是体制内的团体,也应关怀民生促进经济生长社会进步,督促政府改善民生,并在紧要关头为人民仗义执言。

李叶明

我对会馆的了解始于李氏总会。当年,文龙宗长提出了“会馆新生命,新方向”,自己就思考这个问题。通过今天这个座谈会,才知道这三个旗帜的渊源,包括华社的历史发展。做为一个新移民,可能自己多了一个从外面看进来的角度。从80-85年的一切变化,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斗争的结果。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因素。而这个结果,直接在新加坡表现出了华校被边缘化,英校成了主流这一生态现象。韩老师提到的三大支柱,华文教育首当其冲,这个支柱的坍塌,就会导致另外两大支柱的彻底倾覆。在80年代,无论微观上做得多好,政治上的大环境制约着,无所作为。而眼下,是一个有利的大趋势,东方处于崛起状态,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乐于见到英文为主的社会,推动华文的发展。这种大气候下,华社的新方向就有了着眼点。会馆的价值如何体现呢?除了精神层面,具体的实用层面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讨论呢?如果新加坡的华社能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成为领导者或者中心角色,把自己放在一个整个世界的大棋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立发

今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虽然各自角度不同,却都如石击水,发人深思。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见证了很多历史阶段,自然会有一些直抵人心的思考。但是,就未来,就新发现而言,我觉得大家谈得不多,似乎还有可发挥空间。陆锦坤先生,李志贤副教授,都提到他们进入各自会馆时间不长,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关注文化的真诚和投入。这种精神,着实令人佩服。

总结

在座谈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与会者纷纷表示座谈会有新意,有意义,也有收获,希望怡和轩日后能够定期举办类似的交流研讨。座谈会两位主持人也分别做了精彩的发言和总结。总编辑陆锦坤先生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社团的效率,有使命,有愿景地发展。当每一个社团都做好了,华社的整体力量才会坚实,否则会逐渐萎缩,更别提飞得更高更远。在实践过程中,有无力感是可以理解的。其根源在于有些社团组织层不求更新,没有新血来注入新思想,新方向,最终被新生代视为沽名钓誉,不齿加入社团活动。因此,陆锦坤先生认为,唯有完善章程,努力改进革新,与时并进,从而形成一种符合现代的华族文化力量,才不会让华社步上消灭之路。许福吉院长最后总结道,华社发展方向的思维应该是多元的,开放性的,和而不同的,正如海上的航标,远远的就在那边,如何乘风破浪向前行驶的过程很重要,殊途同归更重要。一次座谈会的结束往往是一个思考空间的打开,希望这次座谈会产生的精神效益远远大于座谈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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