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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怡和轩自创办以来,不仅是富商消闲的地方,而且与时代共呼吸,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与另一家百年老字号、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样,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华社工商界人士的行业团体,集中了华社商业精英,作为中国政府和英国殖民地政府认可的商会机构和华人最高领导机关,自成立之日起,就在照顾华族福利、为中国赈灾、资助教育、支援抗战等各方面,全面发挥作用。而怡和轩则主要是作为华社工商界人士消闲的俱乐部,承载社交功能。但是在新加坡独立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怡和轩超越消闲的范畴,与总商会密切合作,相辅相成,成为新加坡华人参与中国社会运动的中枢之一。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怡和轩自创办以来,不仅是富商消闲的地方,而且与时代共呼吸,曾领导新华社会、甚至东南亚华人社会支持辛亥革命,支持抗日,并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总部。1945年光复后,南侨总会仍旧以怡和轩为会址,支持如火如荼的亚非国家反殖民运动。1950年代,在推动华社争取公民权及创办南洋大学的重大事件上,怡和轩也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怡和轩这样一个浓缩了百多年岁月、承载华人群体社会功能的民间社团,最早是以福建人士为主的俱乐部,但并不仅限于福建人。有关怡和轩成立的确切时间,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而难以确定。新加坡政府宪报是在1895年10月18日登载怡和轩成为免注册团体的公告,怡和轩俱乐部就以此作为创立的正式日期和周年纪念日。由于当时许多华人社团多是在成立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向当局申请注册或免注册,因此怡和轩的实际成立时间应该早于这一时间。

至于创办者,后来曾经出任怡和轩主席的陈嘉庚认为是林义顺和其他7人创办了怡和轩俱乐部。澳洲学者杨进发博士则推断1895年时年仅16岁的林义顺不可能创办怡和轩俱乐部,而其他7人则应属于福建帮中年龄较长的华社领袖,包括林和坂(林秉祥之父)、陈祯祥(陈振传之父)、李清渊(李俊源之父)、林推迁、陈若锦、陈明源、颜永成和林文庆等。

怡和轩创办初期的会所设在监光仔内(即达士敦山 Duxton Hill)28号,1911年怡和轩搬迁到客纳街(Club Street,俗称翠兰亭或大门内)38号,正是在首任总理(即主席)林推迁的店铺瑞盛号附近。林推迁是当时的洪门首领,参与发起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曾当选同济医院总理团主席,是华侨中学、爱同学校总理,也是多所华校的赞助人、董事或总理。英国殖民政府对他的地位相当重视,曾委任他为海峡殖民地政府保良局委员,1918年颁赠太平局绅荣衔,1919年委任林推迁为华人参事局参事。林推迁的生日恰好是农历正月初一,他的“兄弟们”于每年正月初一至元宵在怡和轩前搭起戏台,为“大哥”祝寿演戏,非常热闹。

在林推迁主持怡和轩时期,会友林义顺、张永福等非福建籍人士及陈楚楠等都是同盟会的中坚人物。怡和轩也因此与同盟会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无论是接待孙中山,还是帮助那些因反清起义失败而南来新加坡的革命志士,或是在武昌起义后,推动成立并参与福建会馆筹组保安会的活动,怡和轩都扮演了积极角色。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即今中华总商会)发动中华民国捐款,救济贫困的老百姓,怡和轩会友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虽然怡和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并直接、正面地领导新华社会。

1923年2月11日林推迁逝世后,陈嘉庚当选为总理,开始树立新的作风。1925年陈嘉庚修改章程,规定总理不得连任3年,并废除帮派,吸收各籍贯人士入会。潮州帮的林义顺在1927年、1931年至1932年担任总理,李俊承则在1934年担任总理。其他的年代(除日治时期)都由陈嘉庚担任总理,至1947年才卸任。

1925年修改的章程,也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怡和轩俱乐部章程,确立俱乐部“为公余憩息之地,专以改良风俗,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为宗旨”,展示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意识。

陈嘉庚树立新风范

陈嘉庚为怡和轩树立起了新的风范。包括禁止抽鸦片,星期六晚上举行的宴会准时8时入席,在会所内举行宴会或便饭,一律用公匙公筷,以示卫生,并设立图书馆,培养阅读风气。

陈嘉庚也热心慈善工作,他曾在中国和南洋各大商埠刊登启事,征求有经验的秘密良方,声明旨在印送济世,并非图利,凡惠示一方者,出版后奉送一册。一个多月间,中外应征寄到的药方数以千计,编录完后,陈嘉庚向上海世界书局订印两万册,交中国和南洋各有关方面,广为分送。此外,陈嘉庚也经常制备良药数方,交怡和轩保管,任人索取。

1925年2月,怡和轩搬入武吉巴梭路43号现在的会所,由于林义顺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南京政府的政要如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伍朝枢等来新时,怡和轩都设茶会或宴会招待,各社团也参与招待来自中国的政要,非常热闹。

在陈嘉庚这样一位在新华社会深具社会影响力而又关注中国命运、力图推动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并不惜奉献的侨领带领下,怡和轩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深入地介入中国社会变革,成为新马华人及东南亚华族关注中国事务的重要基地。

1928年5月,中国山东省发生济南惨案,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后来更杀害与日本谈商的中国特使蔡公时,怡和轩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发起筹组山东惨祸筹赈会,掀开了新华社会抗战救亡的序幕。

筹赈会打破帮派界限

1928年5月11日,怡和轩俱乐部向社会发出重要传单,通告社会各界将借中华总商会召开全侨大会,讨论救济山东兵灾各种事宜。传单得到新华各界的热烈响应,5月17日,各界各帮代表千多人出席了怡和轩俱乐部召开的全侨大会,推举陈嘉庚为山东筹赈会临时主席,分帮选举出33名董事,绝大部分来自商界,既是各帮各界的领袖,同时也是怡和轩俱乐部的成员。山东筹赈会以怡和轩俱乐部三楼为办事处,负责筹划会务进展、宣传义举、联络马来亚筹赈等工作,在9个月里募集了134万新元,贡献巨大。筹赈会也有效地打破了华族帮派的藩篱与界限,以国家和民族意识把帮派团结在一起。

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南洋华人发起一波波的反日浪潮,怡和轩与各社团召开侨民大会抵制日货等,引起了金文泰总督的不满,指示华民政务司兀敏关闭怡和轩。刚刚上任为华民政务司帮办的孙崇瑜(曾任怡和轩董事),劝说兀敏不可执行。孙崇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新华反日情绪高涨,如果关闭怡和轩将是火上添油,一发不可收拾。兀敏同意孙崇瑜的看法,但又不敢抗命,只好在1932年4月22日公布取消怡和轩的免注册社团地位,并于5月4日批准怡和轩为注册社团。

1936年,陈嘉庚组织了马华购机寿蒋委员会,发动新马华人筹募了100万国币,用来购买13架战斗机,加强中国空军力量。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怡和轩俱乐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南洋华人自发的反日和筹赈热潮持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决定由陈嘉庚出面领导华人社会的筹款赈灾运动,并提出了“捐款仅当赈灾用途、不得胁迫公众捐款、收汇捐款概由一个单位处理、不得发表反日言论或号召抵制日货、大会只能号召筹集救灾用途之款项,不得号召筹赈以充军事用途”等五项先决条件。

1937年8月15日,700多名来自新加坡华社的118个社团代表出席在总商会召开的侨民大会,决定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8月17日,在怡和轩俱乐部召开的首次会议上,推举陈嘉庚担任主席,怡和轩也就成为筹款抗日活动的总部。到1938年12月间,新加坡华人汇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款项已达320万新元之多。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召开大会,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主席是陈嘉庚,总部仍设在怡和轩,从此,怡和轩成为南洋社会抗战救亡运动的总枢纽、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大本营,取得辉煌的成就。从1937年到1943年间,各地华侨华人为各项用途而汇回中国的款项高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其中主要是南洋侨汇。

1941年,当日本侵略炮火逼近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在考虑组织防卫新加坡的华侨抗敌总动员时,就希望借助陈嘉庚的影响力。经过汤姆斯总督的动员,陈嘉庚坐镇怡和轩俱乐部领导人民协助政府防卫新加坡。

1945年10月,陈嘉庚从印尼避难回返新加坡,他继续担任怡和轩主席两年(1946-47)。1948年陈六使出任怡和轩主席,陈嘉庚则于1950年回到中国定居。在陈嘉庚领导怡和轩俱乐部的2 0余年里,通过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等组织,以爱国团结新华社会各帮各派超越界限树立“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政治路线,既使华人社会凝聚在一起,也能够为英国殖民政府所接受,使怡和轩成为一股在华族社会中为英国殖民政府所重视的有力的社会力量,从而有可能代表新华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与英国殖民当局讨论或处理有关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

1949年1月26日,怡和轩俱乐部奉辅政司之命,向政府申请注册为非营利性质的有限公司社团,名称上不加“有限公司”字样。2月22日申请获准,怡和轩也通过新组织大纲及条规,其中两项重大变化包括:其一是俱乐部宗旨的改变。1925年所修订的章程中“改良风俗”已被删除,显示战后怡和轩更注重人际关系和商业活动,减少了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程度。其次则是取消旧章程规定的主席不得连任三年的规定,此战后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的任期都很长。

一直以来,领导新加坡华社的主要力量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虽然怡和轩没有直接投入中国和新加坡的社会活动,但由于历届主席、理事及会员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或董事,包括陈六使、高德根及孙炳炎等,两者的领导层很大程度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由中华总商会发动的各种社会活动如救灾工作、争取公民权运动、争取华文教育平等地位、创办南洋大学、商定由连瀛洲赴美国聘请林语堂为南大校长等决定,都曾在怡和轩酝酿和讨论,形成了华社领袖在怡和轩讨论重要课题、再由中华总商会出面发动的决策运行模式。

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推动成立的民主党,也得到怡和轩的支持,党址就设在怡和轩俱乐部内。陈六使接替陈嘉庚出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在新华社会和怡和轩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在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认同上,陈六使接任后的怡和轩俱乐部关注的焦点中国转向了本土,陈嘉庚回到中国则标志华人社会以中国为本位认同的时代的结束。

新加坡自治之后,陈六使担任怡和轩主席一直到1963年。其后由高德根接任三年,1966年由孙炳炎接任俱乐部主席,直到2001年。黄鸿美则从2001年至2007年担任俱乐部主席,其后由林清如接任俱乐部主席。

在新加坡独立后,怡和轩仍旧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对社区及慈善福利事业作出贡献,继续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企业家、商人和社会领袖的聚集地之一。会员中的许多人除了自己的经营领域,还在会馆、民众联络所、医院、学校、基金会、慈善团体等任职,他们早已突破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华社传统联系纽带,为新加坡整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效力。“集贤达于一室,寓娱乐于公益”是怡和轩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它超过一个世纪的活动,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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