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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本土

1945年10月,陈嘉庚从印尼避难回返新加坡,他继续担任怡和轩主席两年(1946- 47)。1948年陈六使出任怡和轩主席,陈嘉庚则于1950年回到中国定居。

在陈嘉庚领导怡和轩俱乐部的20余年里,通过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等组织, 以爱国团结新华社会各帮各派超越界限,树立“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政治路线,既使华人社会凝聚在一起,也能够为英国殖民政府所接受,使怡和轩成为一股在华族社会中为英国殖民政府所重视的有力的社会力量,从而有可能代表新华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与英国殖民当局讨论或处理有关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

1949年1月26日,怡和轩俱乐部奉辅政司之命,向政府申请注册为非营利性质的有限公司社团,名称上不加“有限公司”字样。2月22日申请获准,怡和轩也通过新组织大纲及条规,其中两项重大变化包括:其一是俱乐部宗旨的改变。1925年所修订的章程中“改良风俗”已被删除,显示战后怡和轩更注重人际关系和商业活动,减少了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程度。其次则是取消旧章程规定的主席不得连任三年的规定,因此战后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的任期都很长。

一直以来,领导新加坡华社的主要力量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虽然怡和轩没有直接投入中国和新加坡的社会活动,但由于历届主席、理事及会员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或董事,包括陈六使、高德根及孙炳炎等,两者的领导层很大程度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由中华总商会发动的各种社会活动如救灾工作、争取公民权运动、争取华文教育平等地位、创办南洋大学、商定由连瀛洲赴美国聘请林语堂为南大校长等决定,都曾在怡和轩酝酿和讨论,形成了华社领袖在怡和轩讨论重要课题、再由中华总商会出面发动的决策运行模式。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推动成立的民主党,也得到怡和轩的支持,党址就设在怡和轩俱乐部内。

陈六使接替陈嘉庚出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在新华社会和怡和轩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在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认同上,陈六使接任后的怡和轩俱乐部关注的焦点从中国转向了本土,陈嘉庚回到中国则标志华人社会以中国为本位认同的时代的结束。

新加坡自治之后,陈六使担任怡和轩主席一直到1963年。其后由高德根接任三年,1966年由孙炳炎接任俱乐部主席,直到2001年。黄鸿美则从2001年至2007年担任俱乐部主席,其后由林清如接任俱乐部主席。

在新加坡独立后,怡和轩仍旧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对社区及慈善福利事业作出贡献,继续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企业家、商人和社会领袖的聚集地之一。会员中的许多人除了自己的经营领域,还在会馆、民众联络所、医院、学校、基金会、慈善团体等任职,他们早已突破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华社传统联系纽带,为新加坡整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效力。

“集贤达于一室,寓娱乐于公益”是怡和轩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它超过一个世纪的活动,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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