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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抗日运动

1928年5月,中国山东省发生济南惨案,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后来更杀害与日本谈商的中国特使蔡公时,怡和轩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发起筹组山东惨祸筹赈会,掀开了新华社会抗战救亡的序幕。

筹赈会打破帮派界限

1928年5月11日,怡和轩俱乐部向社会发出重要传单,通告社会各界将借中华总商会召开全侨大会,讨论救济山东兵灾各种事宜。传单得到新华各界的热烈响应,5月17日,各界各帮代表千多人出席了怡和轩俱乐部召开的全侨大会,推举陈嘉庚为山东筹赈会临时主席,分帮选举出33名董事,绝大部分来自商界,既是各帮各界的领袖,同时也是怡和轩俱乐部的成员。山东筹赈会以怡和轩俱乐部三楼为办事处,负责筹划会务进展、宣传义举、联络马来亚筹赈等工作,在9个月里募集了134万新元, 贡献巨大。筹赈会也有效地打破了华族帮派的藩篱与界限,以国家和民族意识把帮派团结在一起。

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南洋华人发起一波波的反日浪潮,怡和轩与各社团召开侨民大会抵制日货等,引起了金文泰总督的不满,指示华民政务司兀敏关闭怡和轩。刚刚上任为华民政务司帮办的孙崇瑜(曾任怡和轩董事),劝说兀敏不可执行。孙崇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新华反日情绪高涨,如果关闭怡和轩将是火上添油,一发不可收拾。兀敏同意孙崇瑜的看法,但又不敢抗命,只好在1932年4月22日公布取消怡和轩的免注册社团地位,并于5月4日批准怡和轩为注册社团。

1936年,陈嘉庚组织了马华购机寿蒋委员会,发动新马华人筹募了100万国币,用来购买13架战斗机,加强中国空军力量。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怡和轩俱乐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南洋华人自发的反日和筹赈热潮持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决定由陈嘉庚出面领导华人社会的筹款赈灾运动,并提出了“捐款仅当赈灾用途、不得胁迫公众捐款、收汇捐款概由一个单位处理、不得发表反日言论或号召抵制日货、大会只能号召筹集救灾用途之款项,不得号召筹赈以充军事用途”等五项先决条件。

1937年8月15日,700多名来自新加坡华社的118个社团代表出席在总商会召开的侨民大会,决定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8月17日,在怡和轩俱乐部召开的首次会议上,推举陈嘉庚担任主席,怡和轩也就成为筹款抗日活动的总部。到1938年12月间,新加坡华人汇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款项已达320万新元之多。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召开大会,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主席是陈嘉庚,总部仍设在怡和轩,从此,怡和轩成为南洋社会抗战救亡运动的总枢纽、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大本营,取得辉煌的成就。从1937年到1943年间,各地华侨华人为各项用途而汇回中国的款项高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其中主要是南洋侨汇。

1941年,当日本侵略炮火逼近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在考虑组织防卫新加坡的华侨抗敌总动员时,就希望借助陈嘉庚的影响力。经过汤姆斯总督的动员,陈嘉庚坐镇怡和轩俱乐部领导人民协助政府防卫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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