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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价值再现

作为新加坡华人社团的重要机构,具有113年历史的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时至今日,怡和轩俱乐部还是一个重要的华人社团,在新加坡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而围绕怡和轩的人物与史实,都与新加坡的发展历史、华侨华人的历史、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互动等课题密切相关。因此,怡和轩自然而然地成为从事新加坡历史与社会、华侨华人研究等学术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

幸运的是,怡和轩俱乐部一些老会员和工作人员,具有著述为史的意识,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为后来者了解和研究怡和轩俱乐部的运作与社会功能提供了无法取代的资料来源。这包括陈维龙《怡和轩小史》、《怡和轩回忆录》,吴宏砚《战前活跃的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林云《南洋筹赈总会的成立及经过》、彭松涛《怡和轩掌故》、《怡和轩震古烁今的伟大贡献》、《胡少炎为筹赈建立奇功》。其中,陈维龙描述他年轻时看到的怡和轩活动方式,就极具特殊的意义:“那个时候怡和轩有房屋三层。一班受中文教育,从中国南来的如林推迁、陈嘉庚、陈楚南、蔡嘉种、陈延谦、李俊承等,多在二楼聚会。而受英文教育的或生长在南洋的,如薛中华、李俊源、林秉祥、张永福、林文庆、林义顺等则常在三楼玩,但那并不是固定的,有时兴之所至,三楼的忽然跑下二楼,二楼的忽跑上三楼”。

在怡和轩俱乐部庆祝90周年和100周年的纪念特刊中,均有学者对怡和轩俱乐部的历史进行撰述。这包括林孝胜《怡和轩俱乐部史略》、曾玲《怡和轩俱乐部发展史》。

一些学者则从特定时期和特定事件中的怡和轩俱乐部的角色入手,梳理怡和轩的历史脉络。这包括叶钟玲《陈嘉庚与尼赫鲁》、《战前怡和轩俱乐部史料汇编》、《怡和轩俱乐部与两广事变》、《怡和轩俱乐部与西安事变》、区如柏《怡和轩与南洋抗战救亡运动》。

在新加坡以外,怡和轩俱乐部的历史也引起了研究新马历史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充分关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的杨安尧1993年曾在《八桂侨刊》发表《“怡和轩”今昔》的论文,研究怡和轩的历史。

厦门大学历史学者曾玲教授出版的著作《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中,专门一章论述怡和轩俱乐部,创立之初部分研究了怡和轩创办的历史背景、怡和轩的创办与早期的活动,其后则包括抗日与筹赈、转变认同与关注自治、“寓娱乐于公益”等分节论述。

另外一些比较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还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2006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国学与西学: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深入阐述怡和轩俱乐部作为中文和英文两种源流对话的桥梁作用。从早年在怡和轩俱乐部内“三楼”和“二楼”之间,受英文教育或在南洋土生(以林文庆为代表)与受中文教育或从中国南来(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社领袖能够融洽交往的情景,提出“之间人”的概念。

他指出,“中间人”与“之间人”的差别,在于前者把自己定位在狭窄的空间,把两个广大的文化世界变成竞夺、拉扯和充满张力的世界;后者则有容许个人和社会选择的空间。所以,新加坡先贤林文庆从早年注重西学与基督教,后来转到儒学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不会感到焦虑痛苦。

梁元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选择,总是内心紧张而彷徨,“忧谗畏讥,深怕得失国人”。他问道:是否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还是因为中国没有建立“怡和轩”,没有为深度的中西文化交流做好准备工作?

澳洲阿得雷德大学历史学教授杨进发博士在《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陈嘉庚研究文集》、《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等书中均有相当篇幅涉及对怡和轩俱乐部的研究。对怡和轩俱乐部创立日期、创办人物、俱乐部章程的演变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考证和研究,并将研究延伸至新华社会不同阶层的状况、英殖民政府政策、山东筹赈会、南洋筹赈总会、陈嘉庚思想与社会互动等领域,既展示了丰富的研究范围,也体现出怡和轩超越俱乐部本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2000年6月10日,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嘉庚堂主办公开讲座,由杨进发博士主讲“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王赓武教授担任讲座主席,怡和轩主席孙炳炎也在会上讲话,大约400人出席。杨进发博士认为,陈嘉庚是属于新加坡的,他的大半生在新加坡居住,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改革社会风气,竖立华人社团的新形象,以及兴办教育,他在新加坡繁衍后代,他给新加坡留下有形与无形的遗产,他在新加坡发展史上应该被列为最杰出的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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